“賣慘網紅”售假冒涼山農產品該當何罪？
涼山彝族自治州位于四川省西南部，在這里，黨和國家的脫貧攻堅行動取得了顯著成效，曾經的深度貧困縣全部脫貧，進入鄉村振興發展的新階段。然而，在這個過程中，一些不法分子卻試圖利用“大涼山”的知名影響力，通過虛假宣傳等手段大發橫財，不僅損害了消費者的權益，也嚴重阻礙了脫貧攻堅成果的鞏固和鄉村振興的發展。
被收錄進人民法院案例庫的唐某杰等八人虛假廣告案就是這樣一起案例。唐某杰等人成立公司，孵化出“涼山孟陽”“涼山阿澤”等主播，通過其他網絡公司買粉、投流的方式，擴大涉案短視頻賬號的粉絲量，并以“助農”的名義虛假拍攝在昭覺縣山區農戶家中收購農特產品的視頻，進行直播帶貨。
2024年2月，昭覺縣人民法院以虛假廣告罪判處主犯唐某杰有期徒刑一年二個月，并處罰金十萬元，追繳個人違法所得三百萬元，其他被告人被分別判處九個月至一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處罰金二萬元至八萬元，追繳個人違法所得六萬元至七百萬元不等。宣判后，八名被告人均表示服從一審判決，不上訴。
《法治日報》記者近日深入采訪該案的辦案法官、民警、辯護人等，還原案件辦理過程。
虛假助農引流帶貨
翻開案卷，記者看到，本案線索是昭覺縣市場監督管理局在工作中發現的短視頻賬號為“涼山孟陽”“涼山阿澤”的主播在直播帶貨中，涉嫌虛假廣告犯罪行為。線索移交至昭覺縣公安局后，警方成立專案組，在公安部督導下，成功偵破此案。
公訴機關指控，2020年以來，被告人唐某杰、李某等人成立四川沃成農業有限公司、成都澳維文化傳媒有限公司等公司，由被告人林某等人擔任公司主要運營人員，負責主播直播帶貨策劃、運營、短視頻店鋪管理、對接供應鏈等工作，并孵化出被告人阿某某果（短視頻賬號昵稱“涼山孟陽”）、被告人阿某某甲（短視頻賬號昵稱“涼山阿澤”）等主播。被告人唐某杰等人通過其他網絡公司買粉、投流的方式，擴大涉案短視頻賬號的粉絲量，并在“網紅”直播擺拍帶貨期間，讓涉案的網絡公司使用購買來的大量粉絲賬號在直播間內使用控評等方式欺騙消費者。
“他們以‘助農’的名義虛假拍攝在昭覺縣山區農戶家中收購上述農特產品的視頻，吸引消費者對大涼山農特產品的關注。”本案主審法官李剛告訴記者，被告人在阿某某果、阿某某甲的短視頻平臺注冊賬戶，以直播帶貨的方式假借大涼山名義銷售非涼山產地的農特產品。
經核查，被告人唐某杰、李某等人為實現流量變現，從談某、張某芳等人處低價采購云南核桃、非涼山產地的青花椒、木耳、羊肚菌、香菇等農副產品，從沈某處低價采購非涼山產地的蜂蜜產品。直播帶貨期間通過虛假廣告的方式進行銷售，銷售額達3547萬余元，非法牟利達1311萬余元。
迅速梳理固定證據
據介紹，“涼山孟陽”幾年前在唐某杰公司的包裝、孵化下成為“網紅”，在涼山乃至全國都小有名氣，其前期主要以賣慘的方式進行擺拍，以此吸引大量粉絲后為直播帶貨打下了基礎。
李剛說，在案件辦理過程中，司法人員面臨諸多挑戰——直播帶貨作為新興商業模式，其行為性質認定、證據固定、法律適用等方面都存在較大難度。
取證難，首先擺在了公安機關面前。辦案初期，為達到“三效合一”，盡快回應社會關切，面對直播間繁雜的貨品，公安機關要在短時間內從被告人發布的大量短視頻和直播帶貨視頻中，梳理出涉案人員的運營模式和其存在虛假宣傳的印證材料。
“結合直播間宣傳內容和銷量情況，需要我們短時間內在涼山多地實地走訪，進行貨源情況調查。”本案辦案民警說，貨源核實需要從涉案人員發布的短視頻、直播帶貨視頻、涉案商品的銷售鏈接、涉案人員和企業的交易記錄、微信聊天記錄、通話記錄等海量數據中逐一排查，分析研判，鎖定真實貨源的工作量非常大。
此外，本案還存在涉案人員眾多且地域分布廣、抓捕難度大、審訊難度大、其交代的情況是否真實、甄別難度大等情況。
本案相關視頻共有3000多個。考慮到本案系認罪認罰案件，且各種視頻量太大，在法庭上被告人對公訴人出示的證據無異議，故未當庭播放相關視頻。
“但作為辦案法官，我在開庭前有選擇地看了部分視頻，尤其是關鍵視頻證據。”李剛說。
同時，昭覺縣法院在證據采信方面，創新性地將直播視頻作為電子證據，通過技術手段固定關鍵內容，確保證據的真實性和完整性，為案件事實認定提供了有力支撐。
精準界定公正審判
據了解，案件辦理之初存在不同認識，有辦案人員認為虛假廣告行為僅是一種民事欺詐，不構成刑事意義上的虛假廣告犯罪。
針對此情況，到法院審理環節，辦案法官廣泛搜集相關案例，合議庭形成共識：唐某杰等利用短視頻平臺帶貨銷售，以假亂真，將非涼山的農特產品冒充涼山農特產品本身就是一種虛假宣傳，通過虛假宣傳后直播帶貨非法牟利，情節嚴重構成虛假廣告犯罪。
法院在審理中堅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原則，通過調取直播錄像、收集相關視頻等方式，全面固定證據。同時，深入研究相關法律法規，準確適用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為案件公正審理奠定了基礎。
在法律適用方面，法院準確把握虛假廣告的構成要件，對“虛假宣傳”“誤導消費者”“損害后果”等關鍵要素進行了精準界定。
“辦案過程中，我們深入研究直播帶貨的商業模式，準確把握其與傳統廣告的區別，在法律規定與新型業態之間找到了恰當的平衡點。”李剛說，網絡媒體新業態的特點是方便、快捷，任何人只要注冊短視頻賬號，均可以無條件無門檻進行廣泛宣傳，宣傳效果立竿見影，傳播速度之快，是傳統廣告無法比擬的。“網紅”主播極具誘惑力的宣傳，極易引起粉絲共鳴，從而盲目下單，造成自身損失。
對此，合議庭在考慮對唐某杰等八名被告人定罪時認為，案件事實清楚，證據充分，法律依據把握準確，同時考慮到被告人行為的社會危害性，被告人認罪態度，積極退賠違法所得等情形，依法作出判決。
被告人林某的辯護人楊紅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本案在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上都是精準的，判決是公正的，既切實維護了法律權威，也充分保障了各被告人的合法權益。“該案的判決對于那些企圖利用‘網紅’直播帶貨從事違法犯罪活動，侵害廣大消費者權益的潛在行為人產生了強烈的震懾作用。”
李剛說，不法分子利用短視頻平臺進行虛假宣傳，造成惡劣影響，情節嚴重，不作刑事處罰不足以遏制此種違法行為的蔓延。對這類犯罪分子依法予以嚴厲打擊，有力維護消費者合法權益，維護了市場的公平競爭環境，也為涼山地區的鄉村振興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法治環境。
本案的審理判決，引起了社會廣泛關注，也得到了市場監管部門的高度重視。最近，涼山彝族自治州市場監督管理局出臺了《網絡主播直播帶貨合規經營行政指導意見》，要求年交易額超過10萬元的經營主體應主動辦理營業執照，誠信經營、遵守商業道德。
“我們應該不斷深入宣傳教育，提高公眾的法治意識和辨別能力，避免被虛假宣傳所蒙蔽。只有全社會共同努力，才能構建一個誠信、公正、法治的社會環境，推動涼山地區的鄉村振興事業不斷向前發展。”李剛說。
判詞摘錄
被告人唐某杰等八人違反法律規定，在直播平臺利用商業廣告對產品作虛假宣傳，情節嚴重，其行為均已觸犯刑律，均構成虛假廣告罪，公訴機關指控罪名成立。八名被告人在犯罪過程中相互協作、互相支持是共同犯罪，被告人唐某杰、李某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應當按照其參與的全部犯罪處罰。
被告人唐某杰作為主犯要對整個犯罪負責，對所有個人非法獲利數額都應負責。銷售產品口碑好壞與本案并無關聯，本案的關鍵在于虛假宣傳，影響了涼山農特產品的可持續發展。
精準定性規范整治直播帶貨擺拍賣慘亂象
專家點評
郭鋒
近年來，以次充好、以假亂真等直播帶貨亂象時有發生，這給司法機關如何依法打擊直播帶貨時進行虛假宣傳的行為提出了新要求。本案系四川法院辦理的首例直播帶貨虛假廣告案，也入選了人民法院案例庫，對人民法院審理類似案件，統一定罪量刑標準，具有示范意義。
本案審理的關鍵點在于利用直播帶貨進行虛假宣傳行為的定性，即該行為是否構成虛假廣告罪。根據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條規定，“廣告主、廣告經營者、廣告發布者違反國家規定，利用廣告對商品或者服務作虛假宣傳，情節嚴重的，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直播帶貨系主播在直播間直接介紹自己所推銷的商品的行為，屬于廣告行為，唐某杰等人作為廣告主（組織者）和廣告發布者（主播）需對宣傳內容真實性負責。唐某杰等人通過虛構產品產地、擺拍采購視頻、買粉控評等手段，假借“涼山助農”名義對商品作虛假宣傳，欺騙和誤導消費者，銷售金額巨大、獲利金額巨大。同時，其通過“助農”名義利用消費者同情心、損害地域品牌信譽，社會影響惡劣，足以認定“情節嚴重”，其行為應以虛假廣告罪定罪處罰。本案定罪準確、量刑適當、刑事涉案財物處置妥當，值得肯定。
網絡直播帶貨作為一種新興的互聯網營銷模式，通過互聯網平臺使用直播技術進行商品展示、咨詢和銷售。由于直觀性和互動性強，能夠提供個性化、專業化的購物指導，深受消費者喜愛，對推動鄉村振興戰略、促進民族地區產業發展起到積極作用。然而，一些不法分子卻利用消費者的助農情懷和對民族地區特產的青睞，以“假助農、真擺拍”的違法犯罪手段大肆牟利。虛假宣傳、假冒注冊商標以及銷售假冒偽劣商品等問題日益突出，嚴重侵害消費者合法權益，對電商市場的行業秩序造成嚴重影響。
本案為人民法院對網絡直播帶貨亂象進行打擊的典型案例，也是我國司法機關利用刑事司法手段對虛假廣告、假冒注冊商標行為進行嚴厲懲處的模范案例。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彰顯了司法機關打擊網絡違法犯罪行為的決心，任何試圖通過虛假宣傳等方式牟取暴利的行為都將受到法律的嚴懲。這不僅僅體現為對唐某杰等人犯罪行為的有效懲處，更是對目前互聯網虛假營銷、短視頻造假等亂象的有力警示，告誡互聯網商家在經營中必須堅守誠信底線，確保廣告信息的真實性，杜絕虛假宣傳，共同維護公平競爭、誠信經營的網絡市場秩序。
（作者系成都理工大學文法學院特聘院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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